文 王祥伍

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兴起洋务运动的时候，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先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改造模式，这种模式一经提出，遂为广大中国学者和官方所认同，成为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基本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中国企业界影响也极为深刻，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原则依然是当今中国大部分企业进行文化建设时坚持的基本原则。

但是，一百多年的改造经验证明，这种指导思想未必管用。一百年前困扰中国社会和企业发展的文化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情况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现在的中国知识界精英，仍然像当年的梁启超先生、鲁迅先生那样不断地指出和讨伐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文化痼疾。

同为东亚文化，同受佛教、儒教的影响，日本的文化改造并没有遵循“日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改造路线。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思想界的代表福泽渝吉提出了与张之洞几乎相反的文化改造思想，即“脱亚入欧”，日本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的基本结构等方面全面与西方接轨，而只在各领域具体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方面保留了日本的传统文化特点。比如说，日本在政治上引入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但保留了天皇作为君主的传统；日本政府也建立了类似于西方政府职能的财政部，但在叫法上保留了原有的称呼，大藏省。现在的日本，在基本社会理念上整个已经和西方社会并轨，和明治之前的日本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同的只不过是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仪式和形式而已。

鉴于中国文化改造之困境，中国文化界、史学界人士近些年又开始讨论中国文化改造之方向这一古老命题，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新的改造思路。黄仁宇先生的基本思想是：“体”是组织结构， 是基本管理体制，对一个国家讲，包括政府行政系统，及于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这方面要借鉴西学，以西学为主； “用”乃是精神与效能的发挥，这方面反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习惯与长处。从中国近一百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台湾、香港， 还是大陆，我们在组织结构、社会体制方面正在越来越接近现代化，越来越接近西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世界潮流。

黄仁宇先生认为，所谓“西学”， 大概不过现代的思想与技术，绝大部分只在近五百年内发源于西方。即使是西方每一个国家从“朝代国家”改造而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亦即从中世纪社会进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都要经过一段折磨，也都曾在弃旧从新的过程中感受到体用间的彷徨。既然如此，我们早已毋庸为着“华夷之分”而踌躇，也根本毋庸为传统文化的命运担忧，顺从世界潮流即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