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自信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战略自信来自中华优秀文化的历久弥新。
也许我们错过了工业文明，赶上了信息时代的末班车，但在智能文明时代，我们在技术上跟欧美基本是同步的，中国企业将不再会输在起跑线。而且，借助于契合后工业文明时期所需要的中国先秦优秀文化之思想和智慧，中国企业在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有可能超越欧美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甚至是变道超车。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尤其是中国在先秦时期产生了许多大思想家和智者，如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子、孟子，代表道家思想的老子、庄子，代表法家思想的管子与墨子，还有集汉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的六祖慧能，都提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和智慧。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先贤们所提出的许多思想是缺乏严密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的，是经验式、先知先觉的感知式的，是顿悟式的，是比较跳跃的，更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较忽略细节和局部，跟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严谨、科学、细分的思想基础是不太契合的，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工业文明没有产生于中国的主要原因。
从思维和认知模式来看，中国文化一直是多神论、多中心论，而西方国家是一神论、单一中心论；中国是一体化的整体思维，是善恶一体、黑白融合的灰度思维，典型的如易经的阴阳一体，而西方国家更多是牛顿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黑白分明的细分思维。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与认知模式，虽然不具备产生工业文明的文化思想基础，却正好契合了后工业文明时期、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基础。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连接、交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界融合的整体，整个人类将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生态体。它所需要的不是二元对立思维，不是与自然界斗争的思维，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种思维和智慧在中国先秦文化中就是主流思想，比如孔子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论，这些都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与智能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整体思维、生态思维、共同体思维，以及万物互联互通、跨界融合的思维非常契合。
（2）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是多中心与分布式，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多神论或者无神论，儒、释、道思想相互兼容，多元文化并存，这种文化传统与数字化时代的多中心与分布式思维高度契合。
（3）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思维与量子思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禅宗思想不谋而合。我们现在强调生态思维，而道家最早提出了“利他取势”的生态思维、人与自然和谐的思维。尤其在佛教思想基础上，集儒、释、道思想于大成者的中国禅宗，很多主张与后现代文明不谋而合，不得不令人感叹中国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
比如禅宗提出的 “顿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强的“突变”、不连续；现在我们经常讲“颠覆式创新”，而禅宗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就是强调创新、打破常规、超越经验曲线；我们现在强调工匠精神，而禅宗的 “我心即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是尊重个体力量、人人平等的思想。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顿悟”与跳跃性思维，及自我超越、自我驱动，修炼内心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脱的思维，以及驾驭各种矛盾的思维，与后工业时代量子力学里的态叠加思维、灰度思维其实是高度契合的。
而且，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包容。中国文化从来不僵化，而是能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并且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工业文明产生在西方是因为有它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但是在智能文明时代，中国能够实现变道超车，同样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文化思想基础。我们要重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实现超越。

第二，战略自信来自领导力的超越与自信。
我认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高层领导团队，有企业家的敢于打破常规、不按理出牌的创新精神，有很强的战略执行能力，做事雷厉风行。特朗普上台后虽然攻势凌厉，出招凶狠，但只要扛过这几招后，你会发现，特朗普其实没那么可怕。为什么？因为特朗普的思维方式与领导方式，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是老旧的冷战思维，是恃强凌弱的霸王领导思维，是不符合智能文明时代全球共生合作思维的。
而在中国，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国家领导团队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维，以及开放、融合的生态领导力思维。换言之，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思维与生态领导力一定会战胜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与线性领导力。
西方学者现在研究的悖论领导力、矛盾领导力。我们的理解，其实就是如何在驾驭错综复杂关系时把握好“度”的领导力，我称之为灰度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中国比西方国家更强。我认为，未来是生态思维领导力、灰度领导力和二元线性领导力之争。我坚信，生态思维领导力、灰度领导力一定会战胜二元对立的权威型、霸王型领导力。

第三，战略自信来自领导者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战略执行力。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特朗普。特朗普突如其来的“拳脚相加”，几次针对中国的举措一下子将我们打醒了，使我们对自身的实力有了正确的认知：我们还没有这么厉害，我们在自主创新能力上、产品技术竞争力上、全球竞争力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补短板；我们必须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开放。同时，正是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我们真正认识到需要尊重企业家精神，尤其要尊重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
最近，看到我们国家整个政策的导向是更加开放，有更大的改革力度，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强的自我批判精神与战略执行能力。而且我们的企业中也有一批善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强不息的领导团队。我认为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领导团队，与特朗普“自大狂”式的领导方式相比是有长期优势的。

第四，战略自信来自较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和中国企业家的奋斗精神。
前面谈到，特朗普及其团队具有浓厚的里根情结，沿袭的是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具有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使命感，目前对付中国的招数无异于里根时代对付苏联：一是大幅度给企业减税，激活美国经济；二是军备竞争拖垮苏联经济，利用颜色革命，整垮了苏联。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苏联的体量，今天的时代，也不是里根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2/3，是货真价实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有13亿人消费升级的巨量潜在市场，我们经济的活力源泉更在程度上在于刺激和扩大内需。
另外，一直令我感到希望满满的是中国人的勤劳，是融入我们血液里的“天道酬勤”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念。我天天在跟企业家和企业高管打交道，他们中有功成名就、身家百亿的，也有还处于创业生存、成长阶段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努力、勤奋。比如星期六，仍有上千名企业家与高管来参加华夏基石的论坛，来学习交流。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只要我们企业家的奋斗精神在，只要我们比别人付出更多，更努力，中国经济就一定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