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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战略落地的组织文化管理系统(案例分析的角度)
发布时间:2008-04-17  文章来源:华夏基石   点击:

关键词组织文化 管理    战略落地    成功关键因素    价值观   工农武装割据
                 土地革命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   整风运动
摘 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战略与文化管理的互动过程为案例,试图深入浅出地揭示构建基于战略落地的组织文化管理系统的必要性、逻辑过程及操作要点。分析有不到位之处,敬请宽谅。
一、战略的制定
组织存在的本质意义在于其功利性,即目标的实现。倘若失去这一功利色彩,则组织离解散已道途不远。
要实现目标,首先必构建一个目标体系,这是组织前进的方向;并规划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和步骤,这样,一个完整的组织战略规划即宣告成型。在规划战略路径和步骤的过程中,对成功关键因素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一般而言,成功关键因素的提取需经历以下步骤: 
 

 
下面我们举一个家喻户晓的案例——共产党的“苏维埃”战略——分析一下成功关键因素的确定过程。1927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在革命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功之路。这条道路的探索,本质上,是共产党完成中国革命战略思考的过程。
首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人的明确目标。这一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即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也没有动摇或模糊化过。
目标是明确、稳定且清晰的。如何实现目标呢?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依傍其他政治力量,自己不掌握武装,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个论断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国民党培养武装力量的成功道路凿然可鉴。从黄埔军校创办,到东征西征胜利,再到北伐成功,国民党因为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一改过往“屡斗屡败”的局面。因此,掌握军队是导致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三,袁世凯垮台之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中。军阀之所以能造成一地割据之局面,在于其有兵且可拥而自重!进而,北伐胜利的过程更证明,一旦失去军队,军阀即成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这进一步说明,有无军队在手,至关重要
第三,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军队工作虽然没有直接造就过自己的武装力量,却在军队中培养了大量的忠诚分子,其中很多人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既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政治属性,又逐步锻炼了军事才能,获得了晋升,不同程度地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因此,迅速造就一支属于共产党自身的武装力量不仅是紧迫的、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苏维埃战略的第一个成功关键因素。但是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揭示了这一点。革命胜利,还有其他的因素等待进一步地、系统地挖掘。
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部分共产党人终于在实践中找到成功的关键领域——农村,进而确定了自己的战略路径——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要这样呢?毛泽东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做了深入的分析:
中国是二元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偌大的国土基本上分割为两块:城市和乡村。城市,是大资产阶级的地盘,农村的大地主很多也居住在城市,并参与各类城市经济活动。所以,城市里的阶级敌人过于强大,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极为幼稚的阶段,工人阶级力量十分薄弱。敌强而我弱,革命市场开拓的成本太高。乡村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大地主一般不在农村,中、小地主势单力孤,而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农民的力量异常强大。敌弱而我强,革命市场开拓的成本较低,正是事业发展的绝好领域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优势地位。在乡村,这一点尤为突出。城市的反动力量难以有效渗透到农村来。因而,即便农村为城市、现代交通线(铁路、公里)所封锁,依然可以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巩固并逐步扩大自身竞争优势的机会成本很低。这是革命力量可以在农村积蓄,进而形成包围城市局面的重要保证。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可以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在那里积蓄革命力量(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这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而其形成正是基于全面、深入、严密的SWOT分析。
在农村,如何才能积蓄革命力量呢(成功的、扩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毛泽东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战略路径能否走通的核心问题。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开展土地革命
为什么土地革命是积蓄革命力量的根本手段?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解构一下毛泽东的思路。积蓄革命力量,在经济学中可以解释为保持和扩大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得来,本质上在于也表现为客户的满意、忠诚以及客户量、业务量的增加。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客户是谁?无非是“人民群众”(政治学术语)。谁的事业赢得了更多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甚至参与,谁就拥有竞争优势,这就是政治场上的竞争规律。在农村,如何去赢得客户,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积极参与?最关键、最核心的一条,是给农民土地,实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这就是农民想要的!也是能够调动农民(乡村的客户)支持、拥护、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根本手段!
我们知道,共产党手中没有土地,她自身给不了。但我们又知道,共产党有军队,军队驻扎在农村,可以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将地主(也正好是革命的对象)手中的土地夺过来,分给农民。所以,土地革命是需要以武装斗争为条件和保障的
当然,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农村存在大量的自耕农,也就是政治学术语中的富农和中农。这些人的土地原则上是不可剥夺的,否则,会造成力量非常强大的对立面,不利于革命力量的积累。那么,可以剥夺的是哪些人的土地呢?答案首先是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阶级,其次,虽然住在农村,但此时已孤掌难鸣,且平时积有民愤的次一级地主。这些人的土地,足以满足农民的需要。所以,土地革命要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依靠贫雇农(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来源)、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富农(有民愤的与无民愤的,政策不一样),集中打击一小撮既有大量土地,而又势单力孤的大、中地主。
至此,毛泽东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构建起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完整战略体系,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战略落地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文化
战略制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在实践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深切地感受到,必须构建与这一战略规划相适应的组织文化系统,才能确保战略的执行力。这个感受是在实践中逐步深化的。
首先,工农武装割据,意味着中国革命的重心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并非工人,而是农民;斗争的主要形式不是罢工、城市巷战,而是山地农田里的武装斗争;不是两军对垒,而是游击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这一系列战略特点都与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文化)相悖。以至新的革命战略一出笼,就遭致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有人写信或当面质疑毛,认为这不可行,并提出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
必须说服别人,才能确保战略的执行!所以,在井冈山的八角楼和赣南闽西的小茅房里,毛泽东亲自写下了一系列指导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等,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战略思路,并为之披上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要求和体现中国实践特色的外衣。
其次,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等人自觉地依据革命战略落地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因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所以,“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呢?虽然不再是主力军,但因其先进性,可以做“革命的领导力量”(由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代表来实现)。并且,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城市配合农村的斗争,而不是农村配合城市的斗争”。
——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的根本手段是开展土地革命,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虽然不免过激,但却能直观、生动地吸引农民的眼球,调动其积极性。并且,从雇农,到贫农,到中农,其基本面都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特点,而不是落后的、反动的,必须彻底为农民阶级正名。
——武装斗争是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根本保障,是革命力量积蓄的核心载体,所以,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军队的主要工作不仅仅包括“走州过府”地打仗,还要承担“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等重要责任。军队的基本行为规范,也应体现尊重农民的导向(举一个例子: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是后来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源本。其中就有一条“上门板”,具体要求是军队投宿村外,要借百姓的门板做床铺,第二天走之前一定要给“老表”送回去并重新安到门上。此外,还有“铺稻草”等等,意思相近,不一一列举)。
——在农村积蓄的革命力量,主要来源是农民。虽然农民的基本属性是先进的、革命的,但农民也有落后的一面,这一面是不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因此对于加入到革命队伍(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农民,一定要克服其落后性,用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改造他们。所以,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军队建设,抑或农村苏维埃政权建设,都一定要注意克服农民思想意识中的落后性一面。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里所确定的一系列原则,都是共产党加强这一组织文化建设的表现。
——在农民中,也是分层级的,其中,贫雇农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中农其次;富农,则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应当区别对待。总之,农村土地革命,要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富农,以形成最广泛的,集中力量消灭顽固封建势力的统一战线。进而,不仅土地革命如此,对待国民党反动派,也有采取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
至此,一整套与战略落地相适应的,以发动农民,调动农民革命性为目的,以“为农民的革命性正名、激励农民、依靠农民、尊重农民、改造农民”为基本内容的组织文化体系又形成了。它的基本内容都是从战略落地的要求牵引而出的。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文化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是空洞的、教条的,而是直接指向战略目标达成的,并且,通过党组织的一系列有意识的管理手段,使之切实落到实处。 
 

 
——例如,为农民正名方面,二十世纪三、四年代,不仅党在思想理论宣传上进一步重视农民进步性、革命性的宣传,同期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者也开始有意识地歌颂农民,塑造农民的革命形象。延安时期的许多诗歌、小说、话剧等等,都是以农民革命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
——又如,激励、依靠、尊重农民方面,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等等,都已在实践中落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农村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依照“三三制”原则组建了各级乡村政权,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府等等,也都是对激励、依靠、尊重农民的文化导向的落实。
——再如,改造农民性方面,从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到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党章确定一定时间的入党预备期,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肃清,都体现了对农民的落后性改造。
三、战略落地更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文化管理
放眼中国革命史,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达到革命成功的行动轨迹绝未超出以上战略与文化框架,并且,据此导致了革命事业的成功。这说明,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战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念体系是符合实践需要,反映实践逻辑的,因而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个人在党内乃至历史上的地位才逐步确立起来。
前途已然光明,道路却颇不平坦。我们看到,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战略路径之初,只有武装斗争这一条,为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所接受,确认为达成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则尚处于探索之中。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等人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路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念体系之初,党内大多数人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固而,首先在毛泽东个人活动的周围——红四军高级指挥层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讨论,焦点集中在(1)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2)红军是战斗队伍,还是群众工作队伍。在这些问题上,朱德、陈毅等人都与毛泽东的思路相左。毛泽东为此被迫离开红四军指挥层,去闽西蛟洋帮助地方工作,直到实践证明为这陈毅等人的路走不通,才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等的干预下,统一到毛泽东的主张上来。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是党针对这一争论做出的正式结论。
但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一次,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立三的问题在于坚持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也就是“城市中心论”,认为乡村斗争是配合城市斗争的,所以要求各路红军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一举解放中国。显然,立三对土地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组织和调动农民的重要性,对依靠农村斗争积蓄革命力量的重大意义没有认识到位;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接受,相反,还给毛戴了一顶“右倾”的帽子。
立三的冒险虽然失败了,立三本人也受到相应的处分,但他犯的错误还在延续。只不过犯错误的人换了一拨人,王明、博古等继续高唱“城市中心论”论调,继续鼓吹农村斗争为城市服务,继续忽视土地革命和农村根据地建设,并且抛弃“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建设纯而又纯的革命队伍。另外,他们也不忘给毛泽东扣上“一贯右倾”和“富农路线”代表的帽子,以确保其保持沉默,干扰不了他们的冒险活动。
为什么党内就革命道路问题已经形成了正确的认识,却不被接受和认可?为什么坚持正确主张的人反倒陷于“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之中?本质上,这是党内原有的文化太过强盛,而新的文化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所致。毛泽东等人已经提出了适应革命战略落地的文化理念体系,但不幸的是,他们在组织内的地位还不够高,影响还不够大,不可能运用组织权威实施有效的文化管理!
控制党的活动的人们坚持错误的战略思路和文化导向,就必然把革命引向失败的道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没能抓住国民党内部“福建事变”的机遇形成“反蒋联盟”,反而把自己逼上了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的“绝路”。到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已经到了存亡一线间的地步。
也许,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刻,人们才可能认识到真理。长征途中,毛泽东利用自己的担架与王稼祥并排行进的机会,主动、全面、深刻、细致地兜售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战略路径的看法,并成功地转变了后者的观念。进而,在王的影响下,张闻天也开始接受毛的主张。在核心层的大多数开始转变思想认识的前提下,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遵义会议实质上确立的不是毛泽东在组织上的领袖地位,而是他所持的关于中国革命战略思路的指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根本意义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即便在毛泽东个人地位得到不断提升的延安时期初期,他所主张的中国革命战略思路也不时遭遇挑战。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个人权威尚未完全树立起来导致的。但这种看法未免失于肤浅。因为,领袖人物的权威一定不是来源于别的,而是源于其所代表的思想、文化的魅力!也就是说,必须实施一次全局性的文化变革,并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组织文化管理系统。这样,正确的战略主张和文化理念才可能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促进战略执行的动力。
毛泽东不愧是时代的巨人。在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战场上的压力逐步减小的形势下,他果断地启动了文化变革的步伐。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个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逐步完善自身的组织文化管理系统的初步尝试。从毛泽东发表《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到中央学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建立,再到各抗日根据地整风如火如荼般地开展,再到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班,最后直到1944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组织文化管理模式。
——“学习理论——自我剖析——群众帮改——上级谈话——检讨总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思想整风,一般要经历多个阶段,从系统地学习经典理论,到结合自身实践(历史)进行深度剖析,检讨得失;再到民主生活会,周边同志帮助整改;如仍有思想偏差,有可能需要接受上级(管理者)谈话,进行思想再剖析、再沟通,直到达成共识;最后,撰写报告,系统总结自身的历史和思想转变过程,并在相关场合进行检讨。这一过程无疑有助于当事人的思想一步一步升华,一步一步接近组织所倡导的价值观念。
——以“学习班”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培训模式;
在整风期间,对相关人员进行思想帮教是极有必要的。组织必须让成员了解,组织倡导什么样的文化,反对什么样的文化,个人的哪些典型倾向是符合组织利益的,哪些则是组织坚决反对,以此帮助组织成员明确思想整改方向,理清整改思路。学习班的形式可多种多样,有的是领袖人物作报告,有的是参加实践和劳动,有的是相互讨论,不拘一格。
——思想整风与组织调整相结合的文化管理模式;
思想整风,需要集中性地耗费相关人员一定的时间、精力。有时,还要实施集中化管理。因此,在整风期间,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对相关组织人员的工作进行调整,既有助于其集中精力,逐步依照组织的要求达到自我整改的目的,又有利于培养后备干部。
——组织内形成统一结论,明确大是大非,避免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再次出现反复;
在整风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成立历史审查委员会,拟订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过去党的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对各个时期党的主要政策逐一进行了分析、评价,明确了大是大非,提炼了历史经验,这无疑有利于避免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再次出现类似的反复。
——对组织所倡导的战略与文化进行系统梳理,使之成为指导组织及成员活动行为的基本纲领。
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及其系统化的表述逐步浮出水面。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这次代表大会并确定,毛泽东思想将作为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根本指导思想,载入党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此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思路和文化理念体系正式成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自身所倡导的文化的常规化管理。
可以这么说,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对自己所倡导的组织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并在全党内部达成高度共识,促进组织倡导的文化落地的一次极有价值的管理活动。延安整风,真正实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化的落地,大大增强了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思路的执行力。正因为如此,4年之后,中国革命就宣告胜利。
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的组织文化建设过程中,也总是倾向于从延安整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路径和方法。企业的文化建设和管理,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受益匪浅?
四、小结
从本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至少有:
1、必须依照战略落地的要求构建组织的理念体系和组织文化管理系统的框架。
2、对成功关键因素的深入分析,是找到组织应倡导什么样的文化理念的关键。
3、理念的提出仅是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采取切实的手段,促进文化的落地,也就是说,建设组织文化的管理系统至关重要。
4、组织文化落地,对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5、企业的文化建设和管理,可借鉴延安整风的一些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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