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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要自救
发布时间:2016-03-07  文章来源:未知   点击:

 

在“批判救国”的知识分子们流着眼泪摇旗呐喊的时候,彭剑锋们却在自己救自己的同时,救着中国的企业。彭剑锋教授在社会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从不抱怨知识分子的地位不高,路已经在知识分子的脚下,走便是了。(导读)

 

我对“商”有着天生的敏感

 

——1992年从美国回来后您开始了中国的企业管理研究,您算不算海归派?

 

彭:我不算是海归派,“海龟”是指那些在海外获得了学位的人,而我的教育和成长都在国内,出国只是进修、学习,吸收国外的一些思想、方法,至于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大都还是本土的。

 

——土生土长的20世纪60年代,也是矛盾的一代和痛苦的一代,在有理想和责任感的同时又很现实,在过去深刻的烙印下不断经受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经历着不断的自我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福。

 

彭:我一直认为人生重要的是经历而不是结果,人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重要的是一生中做了什么事。对我来说,一旦认准目标,我会很执着,而一旦达到,便会转向全新的目标。这是我的个性。

 

——和你的成长有关吗?

 

彭:我生长在江西萍乡一个封闭的山区,跟着奶奶长大,上小学每天要走5公里地,早上五六点起床,天黑才能回来,直到四年级我才回到父母身边。在社会底层的环境里生存,培养了我的野性,在家里当老大,独立意识很强,从小学五年级起,我的学杂费都是自己挣来的,到高中为止,我在江西宜春的十几个企业做过短工,除了独立意识和为家里承担责任外,应该说我对“商”字有着天生的敏感。

 

——今天的你是个“商”和“学”结合得很好的学者,但是据说你中学的基础很差,你是怎么从对“商”的敏感转向对“学”的兴趣的呢?

 

彭:我是77届的高中毕业生。上高中时,我所在的班级是“学农示范班”,管0.53公顷水稻田和0.27公顷蔬菜地,学挖沼气井,所以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我同时又在业余体校学武术,我的语文和历史功底很好,但数学经常不及格。高中毕业后我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卖了一年冰棍,以后又在橡胶厂做修理工和宣传员。我考大学考了三年,1977年第一次考大学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答题的,1978年又参加高考,数学只考了1分,虽然总分可以上专科,但是我放弃了。我想,拿出我打工的劲头来学习,我一定能考个好大学。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就是惟有读书高,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

 

人生就是选择

 

不同的选择就意味着不同的生活轨迹。我的内心是不甘平庸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驱动力,促使我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你从“两点成一线”开始恶补知识?

 

彭: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两点成一线”。我弟弟就是我的老师。我把当时上海出的一套12卷本的数学自学丛书拿来,从第一页学起,一心一意要考个好大学。1979年,我数学和总分都考了全市第一,成了文科状元。就这样上了人民大学。

 

——据说还有一个插曲,你原本报考的不是中国人民大学?

 

彭:我最早报的专业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倾向于做一个考古专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我们的教育局长,他说,最近中国人民大学追加招生,你可以考虑改报这个学校。我说这个大学是干嘛的?他说,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我说那我就改报中国人民大学。在招生的几个专业中我选择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因为在传统体制下,计划部门权利最大,报考这个专业容易当官。那时的观念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就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从此改写了人生,但是还是没有当官。

 

彭:“国民经济计划”是当时的好专业,所以高分的人都往这个专业跑。这就是当时“官本位”的价值倾向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所打下的烙印。我们班的同学考分高,基本素质非常好,和班里年龄大的“老三届”相比,我们“新三届”的基础是很差的,因为77届高中毕业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大,我们基本上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学知识,上大学后我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大学四年,对我来说,真正是刻苦读。

 

——所以大学的四年,同学看到的就是书呆子的你,根本不知道这只是表面上的你。

 

彭:其实我的本性压根没变,我是追求创新、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的人,因为想尽快弥补与老大哥老大姐差距。除了在人民大学上必修课外,我是最早主动到北大、清华旁听的学生,我选择了到北大旁听心理学、哲学,到清华听有关科技方面的讲座。大学四年使我受益匪浅。临近大学毕业时,我的价值观开始变化,于是想办法逃离这个专业。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中国劳动协会会长、中国劳动经济学界的泰斗、我的导师赵履宽教授。报考研究生时我就选择了劳动经济专业人力资源研究方向。

 

赵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他思维活跃、敏锐开放。在1983年,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这个专业领域还不被人认识,我的研究生的三年培养计划是由导师指导,我自己设计的,自由度非常大,基本上是自学。但是有几门课我是认真学习的,一门是《资本论》,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帮助,学《资本论》学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思维方式。我现在能够在讲话时富有逻辑和抓住问题的本质,应该得益于《资本论》。那时《资本论》的内容我基本上都可以背出来,每当临近考试时,很多同学都喜欢听我侃《资本论》每一章的考试重点和要点是什么,在哪一页,那是如数家珍。我自认为学《资本论》算是下了功夫。其次就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其他管理学名著。

 

另外我还参与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译丛,并开始走向社会实践。读研究生时我创办了“首都研究生学术与社会实践促进会”,把整个北京高校的研究生组织起来参与社会实践,帮助很多机构进行社会调查,参与国务院发展中心的《2000年的中国社会》预测报告的撰写。在促进会我们专设有一个社会实践部,当时是社会实践部的部长。那时,我们在宿舍里就尝试着办企业,如印名片、推销书及录音带,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

 

中国知识分子要自救,不要靠神仙皇帝

 

——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有几种不同的声音,知识分子办企业,还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彭:我一直信奉这样的理念——中国知识分子要自救,不要靠神仙皇帝。知识分子的地位要通过自身的价值实现获得社会的认可。当时在学生当中有两派,一派叫“批判救国”,一派叫“实业救国”。批判救国就是热衷于评判社会、批评政府,实业救国就是投身于社会实践,通过知识的资本化去推动这个社会。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人还是要深入社会,你的价值、才华、能力需要社会实践来检验。有价值则地位自然就提高了。过去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地位不高?是因为没有价值实现的机制,没有社会承认的渠道,这个过程是需要大家全身心的投入来一起推动的。

 

——在专家行列内,之所以你与几位专家学者一直与中国企业关联紧密,看来是你一直以来的理念所致。

 

彭:对,我们一直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而成长的。最早是我自己尝试办企业,然后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企业、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研究生毕业后我也创办了很多企业,自己搞培训、搞出版、搞博览会、搞营销策划、搞市场推广,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尝试过,而且我都在平静的池塘里扔过石头。

 

——有一个疑问,你是研究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在当时的中国与企业几乎没什么关系,你的专业当时在哪里?

 

彭:我最早的专业研究兴趣是人员测评,我读研究生期间写的第一本书就是《人员测评》。我不是心理学科班出身,没有专业约束。我当时拿着国外的心理测评量表到企业去试,还遭到心理学专业权威人士的批评。我发现,这个领域内的学究气太浓了,像我这样非科班出身的人难以得到这个领域的认同,所以我就转而去研究人力资源的机制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并开始边搞咨询、边搞企业、边搞教学和研究,三位一体。

 

咨询一做就是20几年

 

——你不是通过公派,而是自费出国,目标何在?

 

彭:体验生活。在美国什么都干过,给人打过工,在饭馆端过盘子,在大学听课,也在一位亿万富翁家里做过三个月的工,我要看看美国的亿万富翁是怎样生活的。那时我的生存问题早就解决了,所以纯粹是体验。在美国的环境下,像我这个年龄及这种专业背景的人是找不到成就感的,最后我还是选择回到人大,继续做教授,同时我与台湾的阶梯公司合作引进英语教学片《走遍美国》,并负责《走遍美国》的市场策划和推广。当初我在美国纽约图书馆查资料时,发现有美国各大企业的制度文集,如获至宝,所以我回国时没有带任何电器产品,而是扛了一麻袋美国各大企业的制度回到中国。当时包政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在日本时期也注意研究、收集了日本各大企业的制度。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决定组织团队共同研究编写企业管理书籍。这就是我们整整苦写了一年、以后出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全集》,十卷本,1000多万字,被称为企业管理的白皮书,应该说很多中国企业都曾受益于这套书。

 

因为编书,我们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的制度与技术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这个编书团队自然就成为了咨询团队。从此,我们结伴开始做咨询。最早是到海南、深圳的一些企业做咨询,但真正成功的咨询项目是1995年在深圳华为公司和山东六合集团的咨询。1995年我们进入华为公司,我和包老师先是做营销咨询,然后是人力资源管理,最后与黄卫伟、吴春波、杨杜、孙健敏等老师帮助华为起草了《华为基本法》。在山东六和集团,我们率先在饲料行业提出了“微利经营,服务营销”的理念。1997年底,在TCL提出了以“速度抗击规模”的战略。1998年,在广东美的提出了“营销体系创新——中国营销第三条道路”的模式。

 

——据说写那套白皮书把你们写吐了,以至于发誓10年内再不写书。

 

彭:不写书的原因除了写吐了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企业的认识不够,如果再写下去,也只不过是东抄西凑,没有自己的见解。况且,中国企业对咨询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一领域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1993年到现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对中国企业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与研究,我们又觉得有东西可写了,而且企业除了制度和机制层面的东西,也需要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1993年的书基本上是制度层面的东西,现在主要是管理方法和技术在中国企业中的实践。

 

——你和你的同伴所创办的两家研究咨询公司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两家本土咨询公司,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企业家型学者”,你怎么看?

 

彭:与我的理想和要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教授不等于管理咨询专家,管理咨询专家不等于企业家,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这说明我还是具有企业家型思维的学者,定位在学者,就是说我还算懂得市场、比较敏锐的学者,而不是企业家,对于公司而言,这并不是件好事。需要企业家,而不是学者。

 

企业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

 

越是高速发展的企业越是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基本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你主持了一系列的企业文化的咨询案例,如《华为基本法》、《华侨城宪章》、《新奥企业纲领》、《迈普之道》、《白沙文化法典》等数百个经典项目,你认为《华为基本法》做得成功吗?

 

彭:我认为《华为基本法》对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有深远影响和启迪的,《华为基本法》是我们系统地对一个民营企业的研究,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对其可持续发展完成的系统思考;《华侨城宪章》是我们对一个国有企业的系统研究,也是国有企业对其内部产权革命与机制变革完成的系统思考;《新奥企业纲领》是一个民营企业进入到国有垄断性行业所完成的战略经营模式的思考;《迈普之道》研究的是,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探索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道;最近我们在做《白沙文化》,我们研究特殊行业和垄断性行业未来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个人比较喜欢创新,我希望每个领域内我只研究一个类型,将它搞透。

 

——你认为《华为基本法》对华为是否起到了帮助?

 

彭:没有基本法,华为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但是企业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越是高速发展的企业越是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基本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华为基本法》也好,《迈普之道》也好,《新奥企业纲领》也好,都是帮助企业来完成它的系统思考,帮助企业从纯粹抓机会、抓产品转向战略思考,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怎么帮助企业家完成系统思考,帮助企业家由个人转向团队,怎么来培养职业经理人队伍,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提出口号,要与中国企业同步成长。我的咨询现在有两个理念,一是基于战略的渐进式系统解决方案,第二是与客户同步成长的互动式咨询模式。我们的经验都来自于企业,我们并没有预先接受什么教育,全是在企业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是真正土生土长的一批咨询师,和接受了系统教育的海归派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是注重吸收新东西的,在人力资源方面我的特色就是新观念多,新方法多,新技术多,这是我的个性决定的。我不喜欢每堂课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东西,炒冷饭,新的理论、方法我会尽快拿到企业去实践。其他学者可能有他固有的模式,但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不受约束的。

 

——在和企业家打交道的时候,你们身上的什么东西打动了他们,从而使他们接受了你们?比如任正非,在他的面前,媒体都是失败者,很少有媒体能够采访到他,而且军人出身的他有他自己的学习渠道,你是怎么打动他的?(像前段时间华夏基石e洞察新媒体微信ID:chnstonewx还独家专访任正非:《华为的最高生存智慧只有一个字,“傻”!》)

 

彭:在我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中,我认为男性企业家最有个性的是深圳华为的任正非,女性企业家最具个性的则是湖南白沙集团的卢平,他们身上体现了典型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对机会的敏锐把握,对时局的驾驭能力,以及对企业矛盾关系度的把握。有时他们也很偏执,但这种偏执是建立在度的前提下,尤其在中国如此复杂的环境下生存的企业家,更要把握好度。当年任正非能够请顾问,说明他不是个保守的人,但是他又深刻地理解在中国的企业生态环境下,一个人要保持低调,要处理好开放和内敛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任正非是很成功的,如果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他的个性有可能会被媒体渲染得无以复加,但他又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打动媒体,比如他写的《华为的冬天》、《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华为基本法》都在业界掀起了“华为热”及“任正非热”,为华为赢得了数以亿计的品牌价值,所以他又是个最会宣传的人。我们的咨询行业也是一样,咨询也要保持内敛,练内功,而不是吹嘘“咨询大师”,“一流专家”等等。

 

——在这个方面,你的人生观是怎样的?

 

彭:我的人生观是这样的,在别人都捧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看,在别人都不理睬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当人看——保持平凡心,和保持积极的心态,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向上。

 

——人们说成功者往往从小到大都保持了一种激情。

 

彭:工作和生活需要富有激情,生活不是追求工作的成就,而是追求工作的乐趣,我们说工作有三个层次:用力,即勤奋;用心,即用脑子,用智慧;第三就是用命,全身心投入,才能获得一种乐趣。在激情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平凡心。我可以住五星级宾馆,也可以住招待所,对我来说,我不会感到委屈。有一次我没赶上飞机,就坐在两节火车车厢的中间,和民工坐在一起,侃得特来劲,我没觉得大教授坐在那里有什么不可以,十几个小时里我挺愉快,我已经回归到过去的平民心态。在北京的大街上,我想吃羊肉串的时候就站在大街上吃,或者坐在大排档里吃卤煮火烧,一般的教授是不会去吃的,可我不会觉得不好。

 

——在你们为企业做基本法或宪章的时候,你们是否肩负了什么责任感?

 

彭:谈不上责任感,企业需要,客户需要,就是我要做的,有时也是一种启发,可能客户没有意识到这个需要,咨询就启发和创造了它的需要。企业家跟我在一起,他不紧张,什么都可以谈。一位企业家在新加坡病了,不能说话,写下我的名字,我去了,他把自己的私人事情托付给我,说明他信任我。

 

——你和企业家们除了工作上的合作外,还能无所不谈?

 

彭:我们可以一起喝酒,一起玩,谈生活、人生、理想,也许是我自己创办过企业,也算是半个企业家,使我懂得用通俗的语言而不是专业术语和他们沟通,所以他们说你有时像教授有时又不像。我看金钱也是,人对金钱要有爱好,但是绝对要把金钱当粪土,追求金钱的时候要执着,赚到了的时候就要把它当粪土。

 

——在人力资源领域,你所掌握的理论经常是超前的,但是人们说科学的工具掌握得越多,离科学的精神越远,你怎么看?

 

彭:掌握工具的人只能是工具性人物,而科学的精神却有三个层面:创新、综合思维以及哲学思考。

 

——你觉得你的理念是否到达了哲学层面?

 

彭:没有,还早着呢。这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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